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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与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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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4 16:17:1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厚与薄之间
——读孙见喜《山匪》有感
白军芳(西安工业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


孙见喜的长篇小说《山匪》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感和沉重的历史感。这部作品在表现出浓厚的地域文化特征和地域审美方式的同时,又渗透了现代意识的精神,既富有地域文化的示特性,又融合了现代感的价值倾向。所以说《山匪》显示出了现代意识与地域文化相互融合的特点,它是作者走进民间,到生命最不具备生存意义的典型地域,去寻觅生命存在状态的独特感受。生命、死亡和背叛意识本来就是文学上最具典型意义的主题,它的鲜明特征就是将生命、死亡、背叛的价值和意义浓缩、淤积、增厚、发酵,从而充分表现人的特质和尊严,但在《山匪》中,这些主题的崇高感和悲剧意义在明显地淡化着。
首先,作品中描写了诸多人物的死亡。这是可以想象的,毕竟 ,《山匪》是描写叛逆、战争的题材的作品。声名赫赫的老连长,被小牛郎一斧子剁死,。不仅死得轻率,甚至作者没有心思把这一景象作正面描写展示给读者;十八娃的丈夫承礼也是一条顶天立地的男人,他独自经营自家的染坊,但就在一次桐油灯灭了一下的间隙送了命;老贩挑是一出场就精挑细刻的人物,可是,竟然受不了老四孙文谦的一脚之踢,准准地倒在旁边的铡刀口上,进了鬼门关;“孙校长的头被割走,他穿戴整齐、四肢并拢的躺在沙地上”,作者甚至不愿意对他的死亡过程作详细地、正面的描绘;老四孙文谦死于战火,更是命若烛光,轻飘飘的;就连孙老者——这一自始至终占着全文最重要的描述位置的主人公,结果竟然死于自己驯养的毒蜂的刺下,脆弱得象秋风中的一枚树叶。这样安排作品中人物的死亡方式,展示了当时那种单薄、脆弱的生命状态。
在这种卑微的生命状态下,任何个体都像一枚在狂风中抖瑟的秋叶,随时都有坠落的可能,但是作者并没有象其他作者那样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描绘他们在生命困难中的心理大恐怖、大压抑、大兴奋,而是借助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平淡、坚韧、细琐而达到行文中的平淡风格,甚至故意消解大喜、大悲、大恐怖给平常人的情感世界造成的剧烈震撼,从而暗示了日常生活在山匪盛行里的年代里,生命的顽强、生活的不可动摇以至秩序化的民间社会对人心的安抚这样一个文化真理。这种用平淡的笔法描绘被损害的生命形态的主题,更能写出生存中的噩梦、丑恶与悲惨的世相情景,也刻画出了人们找不到救赎与解脱的焦虑体验,同时包含了否定的向度,从而代表着中国农民不屈的抗争与顽强生存的传统。一般来说,小说中的“死”都具有典型意义。典型化是创作上最经常使用的文学手法,它使小说波澜起伏、情节紧张,富有生动性,尤其在对死亡的描写上,为了表现不屈的生命意识,甚至从人道主义出发,都要把死亡渲染一番,让敌人死得更难看,让英雄死得更悲壮,以求取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但是,在《山匪》中,“死”是自然的结果,作者好象不在乎“死的意义”,并且没有进行典型化的渲染。死亡也没有烈士那样的壮烈,因为缺乏正义的支持,所以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就没有悲剧式的崇高,甚至还带了点戏谑。“饭棚子的老汉一边把饭桶朝路边提,以便高声问:‘麻排长,剿谁呀?’疾行的队伍中答出一个声音:‘剿李长有!’老汉又问:‘跑步跑?’队伍中有人答:‘打不过了你就跑。’”这段对话,就来自剿匪前夕。“饭棚子”的意向使死亡(奔赴战场的“官军”,和即将会被土匪打死的村民)充满了烟火气息,这种烟火气以及作品中从容的叙述为死亡笼罩上平淡、轻蔑的神色,这就使《山匪》中的死亡“薄”起来。
另外,《山匪》不但没有集中的故事情节,其叙述也好像实在不受拘束的信马由缰,表现在小说文本中,就是叙述着的插入成分特别多,如果按照传统小说“情节”集中的原则,很可能会被认为是跑题。但是,这些充满着关于古老文化传统、宗教习俗的描绘,展现出一幅富有原始色彩与魔幻魅力的商州民众生存图景。这就使作品又有一种文化底蕴上的丰盈与积淀,总体上看,它真实得可以成为一篇“民俗学风味”的小说,虽然它设计了一个有关山匪的主题,但实际上是将商州州川的社会生活风俗世界作为关注的中心。它以民国初期乱世的畸形山匪文化和民间日常风俗、婚丧、手工技艺等地域性的“非物质文化”作为表现对象,从而展示了一幅独具色彩的全景式的民俗画廓。
民俗是用行动体现人的愿望,它是凝结人心的一种力量,表达人性的一种方式。民俗一旦形成便世代相袭,并以传统习惯势力、传承的力量和心理信仰影响并制约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具有长久的传承性和稳定性,它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等条件下,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许多地方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而《山匪》在描绘商州民俗的过程中,将它作为在动乱世界中的一种秩序,一种礼仪。比如,在作品中,死亡是很脆弱的一件事,但是死亡的仪式却十分的隆重、繁缛。作品不厌其烦地细致描绘其场景、节奏、程序、过程,细致到灵堂的设置,一面铜镜的悬挂,精微到各种乐器的音响,洋洋洒洒,篇幅巨大。除了对丧葬民俗的描绘,作品涉及到的民俗还有做满月、造房子、结婚等,于是在作品中就形成了一支按照民俗节奏在上演的故事情节。在这些情节中,没有个体脆弱的生命力量,却充盈着生命的涌动和勃发;没有死亡的阴影,却郁积着对生命最崇高的礼赞和崇拜。
于是,作品就明显地分成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作品表层的故事叙述,在这个叙述中,孙老者这些人物都好比狂风中的沙粒,试图在不能自立的社会潮流中获得意义和价值,最终彻底失望;而在作品的深层民俗描绘中,一系列的生命盛宴正在上演,结婚、生子、造房子、埋葬……蓬蓬勃勃,纷纷攘攘,既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也在寻求生存方式和民族文化构成中的自信和执著,无论在权者或施暴者如何残暴狂妄,但都不能改变民间存在的人类生存节奏和韵味,这是长期的中国民族文化的结晶。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孙见喜创作出一种新的审美形态,即在传统“伟大”的题材上建立起“平淡”的审美风格,这样表现出新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创新意识,不仅在给人耳目一新的审美感受上有所建树,而且将民间叙事方式纳入到文人的视野,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作品的“薄”与“厚”生命描写对照中,给人鲜明的美感冲击,把民间文化赋予了更丰富的主题思想。当然,在写作上,作品在部分章节有些过于絮烦和细琐,给人枝蔓横生、推进滞缓的印象,但是在生命主体的建构上,《山匪》仍然是不可多得的成功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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