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6

特级陆军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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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扩张的动机实际上是一种无根据的动机，是虚无主义的意志。怀特海说得好，“科学从来不为自己的信念找根据，或解释自身的意义”[39]，它的根据和意义必得从更一般的人类思想中找寻。科学主义不是科学的一个必然产物，而是技术理性支配下的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伟大的科学家们都不是科学主义者，他们深知科学的限度。

我已经指出了弘扬科学精神的第一种思路的种种缺陷，但我还是赞成弘扬科学精神的提法，因为还有第二种思路。

第二种思路是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思路。这里弘扬的不是与人文相对立的意义上、更具优越性的科学的方法，而是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反复讨论过的“自由”精神。它与第一种思路的效用的精神、权力意志的精神、科学至上的精神相对立。在中国，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充分意识到了，科学的“精神”之高出具体“科学”的地方就在于“追求真理”。竺可桢说：“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40]如何“追求真理”？竺可桢概括说：“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不计利害”对于一个崇尚实用理性的民族来说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这正是我们缺乏科学精神的根本原因。“不计利害”包含着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的精神，包含着不畏强权、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包含着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自由的精神。弘扬科学精神，首先是弘扬自由的精神。

为什么要弘扬科学精神？因为在这个科技昌明的时代，自由的精神反而面临着威胁和危险。“算计利害”而非“不计利害”成了压倒性的时代精神，令自由的心灵感到窒息，这是90年代的有识之士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真正动机。弘扬科学精神轻而易举地走上了第一种思路，更表明“不计利害、但求是非”的自由精神已处在遗忘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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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C. P.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

[2] 拙著“技术与人文”，《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3] 《雅典之夜》（Attic Nights）13.17.1，转引自D. Goicoechea, eds., The Question of Humanism, Prometheus Books,1991, p.42

[4] 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

[5] 类似的学问由于服务于不同的人性理想，在西方为“科学”，在中国则为“礼”。以关于天象的学问为例，希腊人发展出了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 astronomy），中国人则发展出了以占星为主题的天学（astrology）。中国天学并非对天象本身而是对天象所象征的东西感兴趣，它的基本功能是为制定“礼”服务。参见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之论述。

[6] 近代以来很长时间，基础科学、理论科学还被称做自然哲学，比如牛顿的名著称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光之波动说的复兴者托马斯·杨的名著称为《自然哲学讲义》（1807），拉马克的进化论的代表作是《动物哲学》（1809）。

[7] 参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8] 参见博伊德《西方教育史》，任宝祥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

[9] 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19页。

[10]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页。

[11] 同上，第12页。

[12] 德国人J. T. Miethammer于1808年在辩论古典文化的重要性时第一次使用这个词，1859年，George Voigt在《古典文化的复兴或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The Revival of Classical Antiquity or The First Century of Humanism）一书中，将这个词用于文艺复兴。参见The Question of Humanism, p.94-95。

[13] 按照克利斯特勒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姚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中的说法，studia humanitatis是一个可以追溯到罗马作家的古老用词，而humanista可以追溯到15世纪后期，16世纪开始通用。（第182－183页）

[14] 参见克利斯特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第27页。

[15] 转引自The Question of Humanism, p.27

[16] 《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卷第327页。

[17] 宋祖良在其《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把海德格尔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信》译成《论人类中心主义的信》。

[18] 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42页。

[19] 参见拙文“技术与人文”

[20] 科恩：《牛顿革命》，颜锋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1] 培根：《新工具》第一卷第七十一节，许宝騤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8、49页。

[22] 库恩就曾提出物理学发展中的数学传统与实验传统的对立，参见《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23] 爱因斯坦：“自述”，载《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0－11页。

[24] 爱因斯坦：“理论物理学的方法”，载《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314页。

[25] 参见科恩：《牛顿革命》，第168页。

[26] 《新工具》第一卷第三节

[27]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的大数学家大哲学家怀特海视为自己最终哲学观点的讲演正是《数学与善》。

[28] 参见拙著《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第八章，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9] 著名科学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er Koyre)的名著《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极好的描述了这场革命的实质。

[30] 罗伯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何纬译，原子能出版社1966年版，第48页、第50页。

[31] Ronald Barnett, The Idea of Higher Educati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65.

[32] 转引自汉伯里·布朗：《科学的智慧》，李醒民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33] 这其实正是《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里关于“科学主义”（scientism）的定义：the principle that scientific methods can and should be applied in all fields of investigation。

[34] 拙著《追思自然》，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页。

[35]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3页。

[36] 杜卡斯编：《爱因斯坦谈人生》，高志凯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37] 《爱因斯坦谈人生》，第75页。

[38] 《爱因斯坦谈人生》，第61－62页。

[39]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第16－17页。

[40] 竺可桢：《看风云舒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